“作品反映时代，你在什么样的时代，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作品。”
11 点 26 分，离对谈开始还有 4 分钟，葛宇路和另两位嘉宾才走进上海展览中心东馆一层大厅。他背着一只黑色双肩包，穿深色帽衫和长裤，刘海遮住额头，头发盖住脖子，笑嘻嘻的学生模样。直到他走上台，在三把椅子的中间那把坐下，在场的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今天的主角。
这是 ART021 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的一个分会场。对谈主题是《雕塑的故事——寻找葛宇路》。
对谈的另两位参与者——澎湃新闻文化艺术记者陆思嘉和云图新媒体编辑总监朱凡——与其说是嘉宾，不如说更像主持人。她们把话题先后引向葛宇路相对知名的三个作品《葛宇路》、《对视》和《东湖站》，请他解释创作过程，接着提到了近期的一篇媒体报道，开始询问他的生活状态。
11 月 7 日的这篇报道让葛宇路感到有些郁闷。文章标题为《被拆掉“葛宇路”的葛宇路：我想应聘保安或送外卖，挺艺术的》，花了不少笔墨描写他在“葛宇路事件”后过得多么窘迫。仿佛是为了回应这个，他在对谈结尾笑着强调说，“现在就想专心搞创作，不想被太多外界的声音打扰”。
艺术家葛宇路将人们对作品的反应，当然也包括媒体报道，也视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但这不意味着现实不会给他带来困扰。
就像大多其它热点话题一样，“葛宇路事件”的热度转瞬即逝。论坛会场近 400 平米的空间中，只有稀稀拉拉 50 几个人，对谈进行到一半，已走了大半。人们大多抱着随意看看的心态，并不知道葛宇路是谁。四个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学生顺道路过，听了不到十五分钟就跑去楼上看展了；两个 20 多岁的外企职员刚逛完街对面的恒隆广场，看到上海展览中心外拉起的五彩横幅，才进来逛逛顺便歇歇脚；自由艺术家李杨和他的母亲坐在最后排，只是想找个地方吃完手上的冰棍。
11 月 13 日，《北京日报》报道说，自“葛宇路”事件后，全市开始彻查无名路，已经“从 2.3 万条道路中筛查出 1958 条无名道路和命名不规范道路，并将分 3 批完成规范化命名。首批 309 条道路名单已公布”。
但人们可能已经不太记得这个试图自定义一条马路的人了。或许，新闻发生得太多太密，大多数人从来没注意过。
一
2013 年，在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攻读研究生的葛宇路开始在一些无名路上贴自己姓名制作的标识。2014 年，朝阳区百子湾南路附近的葛宇路路标被地图软件收录，葛宇路就开始制作更加正规的路牌强化这个概念，并且把整个过程转化成自己的毕业作品《葛宇路》，于今年 5 月在毕业展上展出。两个月后，知乎网友 Special K 在“有哪些看似不简单却人人都会的技能？”这个问题下提到《葛宇路》这个作品，成为高赞回答，引来《北京青年报》以及央视等媒体报道。
“我想要探讨的是，个体在城市空间里，怎么创造属于个人想象的空间，另外也还是有点小期待，希望社会也能以开明、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葛宇路在 7 月份接受《每日人物》采访时说。
7 月 13 日，葛宇路标志被拆除；10 天后，原址换上了“百子湾南路”的“真路牌”。
被拆除的路牌，一块被葛宇路的导师收藏，一块被城管收了去。“他们收去了，也没有销毁，也不回应我，所以这块牌子大概被城管收藏了吧。”葛宇路在论坛上解释说。
2017 年 5 月央美研究生毕业展上的作品《葛宇路》
这之后引发的讨论很多，关于艺术的边界、道路的命名权、城市管理的精细化、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等。有人说葛宇路做的根本不能叫艺术；有人说艺术不能违法；还有人觉得这个年轻人挺有才，像个黑客，用创作暴露出城市系统的 bug。
约有一周时间，葛宇路成了知乎和微博上搜索最多的热门关键词之一。有留学机构提出要提供意大利深造机会，有人出钱要买下他的名字，有人用 VR 做了一条“葛宇路”。同是从央美毕业的一位淘宝店主还在“解忧杂货铺艺术店”里上架了葛宇路 T 恤，标价 99 元。T 恤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中拿破仑骑着战马，手里捧着“葛宇路”的标志牌；另一个版本把葛宇路字牌放在中心位置，旁边围绕了四个字“路在心中”。这位店主拒绝接受采访，不过他在宝贝详情中写到，“葛宇路存在了 4 年，虽然今后不再是一条实体的路，但以故事的方式留下了痕迹……我们只是想以另一种方式记住它。”
一周热度过去后，葛宇路失去了北京城市学院的教师职位，学院原本许诺的户口和住房分配也没了。“学院有学院的难处。”葛宇路说。
10 月到 11 月初的这段日子里，他过得拮据也悠闲：回武汉的家中呆了一段时间，去杭州听了一场论坛，然后到上海艺博会参加论坛和看展。北京燕郊的出租屋中，他还弄来一台电视，用来看电影。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部片子是《芙蓉镇》，这让他有点感慨，“不同时代对作品给予的待遇多么不同啊”。
二
11 月 12 日上午的论坛一结束，葛宇路就开始看展。上海艺术中心里挤满了人，但空气中散发着悠闲的味道，人们拍照、闲聊或者对着某个作品伫立良久。而葛宇路就像一颗子弹，每个作品大概只停留三到五秒，感兴趣的才偶尔凑近看看。三个馆看完，只花了一个小时不到。
看展的过程中，他很少遇到熟人。用一位画廊公关对《好奇心日报》的说法，“他刚毕业，还不怎么混圈”。快出馆时，坐在“北京公社”展厅门口的杨心广站起来跟葛宇路打招呼，约着接下来一起去西岸艺术中心逛逛。
杨心广是葛宇路在央美的师兄。2009 年毕业当年就和画廊签约，开了自己的工作室。葛宇路在上央美前已经开始关注杨心广，觉得他的作品“有意思”。不久前，杨心广刚受邀去贵州隆里做了个新作品，叫“八仙桌”——他在淘宝上输入”后现代、桌子”，然后把买来的这些玻璃或大理石材质的桌子堆放在村里的一堆青石上。
“这个作品只在乡村才有意义。“杨心广解释说，“传统八仙桌是古代乡村的奇观设计，现在这波乡建热潮就可以看作新一轮的乡村奇观设计。上一波，城市号召农民进城成为廉价劳动力；这一波，他们又希望把农民变成消费者。”
杨心广也挺喜欢葛宇路做的东西，但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也是“有意思，很观念”。
杨心广的“八仙桌”，图片来自艺术中国
俩人都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在杭州论坛上的发言。在这篇题为《今天，后来成为了节日》的发言中，高士明感叹说，“列斐伏尔针对 1950、60 年代西方那个‘引导消费的官僚社会’所批判的一切，在今天都更严峻，更不堪……不要忘记，我们在中国杭州，这是全球互联网日常生活的最前线，而在列斐伏尔的意义上，日常生活就是最前线”。
葛宇路和杨心广关注“前线”，也关注“关注前线的艺术家”。俩人看展，停留时间最长的是周滔的三部影像作品《潮》、《南石头》和《凡洞》。其中，《南石头》拍的是广州城中村，《凡洞》描述了新城开发区土地被全部连根翻起之后的傍晚。
出租车上，葛宇路询问杨心广近况，后者吐槽说，北京周边一些原材料市场都搬走了，钢材价格隔天一涨；由于煤改气，工作室也不让烧锅炉了。
周滔作品《凡洞》影像截图，图片来自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公众号 三
10 月回家乡武汉休息的那段时间，葛宇路去考了潜水证，想要捞起作品《东湖站》落在湖底的站牌。《东湖站》是葛宇路 2015 年的作品，实际上也是他本科湖北美术学院老师李巨川发起的东湖计划的一部分。
李巨川对葛宇路来说是个挺重要的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葛宇路》的构想四年前已经有了，而且在武汉的公共空间也实施过。
2012 年，葛宇路还在湖北美术学院读新媒体艺术本科，有个外号，叫“葛大胆”。在一次短期美术史课程上，老师通知学生们在黑板上留下姓名，以便统计需要购买的课程相关图书数量，葛宇路第一个写了自己名字，其它同学就直接在后面标注“x2 x3”。
“这件事让我开始思考名字和我个人的关系，以及私人符号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某种趣味性。大家纷纷选择隐匿掉自己的名字，那么名字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一点也不保护作为我隐私的姓名，会带来什么？如果公共空间里到处都是我的名字，这个符号又意味着什么？”
他想到街边涂鸦，就用喷漆把“葛宇路”喷在了校门口的墙上和地上。这带来了同学的攻击，后者甚至成立了“反葛宇路联盟”，“一向对于周遭公共空间毫不在意的他们这时反而达成了一致，结成了无比紧密的组织来抵制我的行为”。在学校领导和保卫处的频繁约谈后，葛宇路又花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把它们全部用水泥涂掉。
李巨川 2012 年底调到湖北美术学院任教。葛宇路在微博上找他聊天，聊到姓名涂鸦，李巨川建议说，“如果这个符号能够镶嵌进系统，隐藏在公共空间中，那会更有意思”。
葛宇路随后有了把名字制作成指路牌的想法，在武汉付家坡路的地下通道里放了“葛宇路”路牌，毕业时又在动画学院门口又挂了一个，“让它们难以分辨，事实上这样的社会乱象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随处可见”。
差不多是葛宇路在湖北美术学院校门口实践《葛宇路》雏形的前两年，李巨川和艺术家李郁曾发起一个叫“每个人的东湖“的艺术计划。
2010 年 3 月底，深圳华侨城集团以 43 亿元获得武汉东湖风景区及周边地区 3167 亩土地，计划建造两座大型主题公园（欢乐谷和水乐园）、两个高档楼盘和两个高级度假酒店。但《时代周刊》记者姚海鹰在调查中发现，划归华侨城的土地中有 450 亩实际为东湖湖岸及水面，有填湖造地的可能。报道发布后，华侨城的计划引起了不少市民的抗议。虽然此后华侨城集团发表声明，称“媒体报道严重不属实”，但随后武汉本地媒体上只留下了对项目的正面宣传，一些前往现场的市民也发现填湖行为已经发生。
李巨川和李郁于是决定“以艺术的方式开辟一个讨论的空间，为关注这个项目与东湖前途的人们创造一个发出声音、表达意见的机会”。他们建立了一个官网，建议每位参加者自行到东湖边创作实施一件有关东湖的作品。从 6 月 25 日到 8 月 25 日，共有 53 组人士报名参加了这项计划，包括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朋克乐手、音乐人、剧场工作者、诗人、学者、程序员等等。
“每个人的东湖”官网，红色标记处为参与者作品实施地
李巨川在 2010 年接受《美术文献》采访时解释说，“艺术的方式并不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可以使现实的问题，现实的种种冲突和困境显示出来。这也是一种抵抗，它也许还是一种更为根本性的抵抗……就我们这个计划来说，其实并不是艺术干预社会，艺术在这里是作为弱者的个人表达自己意见的一种方式，也是作为弱者的个人表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每个人的东湖”并没有影响武汉华侨城项目的进展，但它还在进行。2012 年初，华侨城第一个子项目“欢乐谷”正式开业，筲箕斗以北的“两百亩”湖区及原东湖渔场的部分鱼塘被很快填平。“东湖计划”以“去你的欢乐谷”为名再度发起，发起人还包括了生命之饼乐队主唱吴维、朋克乐手麦巅等。2014 年 7 月，东湖计划又有了第三回，主题为“人人都来做公共艺术”，针对地产商以“公共艺术”为开路先锋来获取土地资源的现象。
现在，李巨川有点不想谈东湖计划了。“我们很失败，这都几年过去了，发展的步伐谁也阻挡不了啊。填湖只是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是占领了湖岸线，建别墅和高档社区。东边不久前又填了一些，正在盖。”
另一方面，从第一回到第三回，参加人数从 53 人减少至 39 人。“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太少，即使很多参加者，也只是要搞艺术，并没有真正关心这些事。”
不过一直到 2016 年 8 月，“每个人的东湖”官网还在更新。
葛宇路第一次出现在参与者名单上是 2012 年 5 月，“东湖计划”的第二回。他在欢乐谷围栏外和筲箕兜西岸分别实施了作品《填谷》和《我自己的 1.1 米》，一个是在被填埋的鱼塘上挖一块鱼塘形状的浅坑，然后将东湖水制成的冰块砸碎填满。另一个是喝下处理过的东湖水，“然后等尿，用尿凭感觉画出大概 1.1 米长的私人湖岸线”。
此外，他还和女友宋紫薇在欢乐谷大门外做了个《欢乐》，用海绵制成大号水笔蘸东湖水，邀请欢乐谷游客一起写欢乐二字。“东湖水蒸发，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
《填谷》，葛宇路，2012
《我自己的 1.1 米》，葛宇路，2012
《欢乐谷》，葛宇路、宋紫薇，2012
2015 年，葛宇路第二次参加“东湖计划”，把北京公交的“东湖”站站牌拆卸下来，运至武汉，安装在东湖水面上。
在《东湖站》作品说明中，他解释说：“一个是来自于自然，坐落在家乡武汉的东湖，没有任何一个具体坐标可以明确的称为东湖（因此也没有东湖站）。另一个位于北京，有着明确标识的东湖（站），但是却没有任何水域。我做的仅仅是把城市化过程中挤压生成的结果，放回了自然情景之中。不妨游到湖中的站牌旁耐心等待，真能等来属于东湖的公交也说不定。”
2016 年 9 月 3 日，作为东湖计划讨论空间的“我们家”青年自治实验室因租金及“种种原因”关闭。
北京东湖
《东湖站》，葛宇路，2015 四
李巨川的印象中，东湖计划最好的作品都是非艺术家做的，比如刘真宇。
刘真宇是葛宇路在湖北美院的师兄和旧识，也是武汉人，同校不同系，学的壁画。但他不太喜欢，觉得“太传统了”。2009 年毕业后，他去温哥华读了两年书，在 YouTube 上学画文身，花大半个月用猪皮做练习，接着在温哥华开了家文身店。
2011 年回武汉后，刘真宇又在武汉开了叫名为 Indiefellas Tatoo 的文身店。刘真宇坐在里头，在人身上画画，每小时收 800 块。此外，他还短暂经营过一个非盈利性质的网络画廊“PHOTOPARK”，分成《实验室》与《风格》两部分，前者展示实验性作品，后者展示视觉艺术。他想试试“那样做个画廊有没有人喜欢”，不过由于“很不完善”，这个画廊只开了几个月就关了。
刘真宇形容李巨川、葛宇路和自己，觉得都是“比较敢搞，比较凶”，不安稳。他很喜欢葛宇路的作品，因为“简单直接大胆，直戳 G 点。”
刘真宇参与“东湖计划”的作品叫《BMX 跳东湖》。他平时喜欢玩 BMX，一种小轮自行车极限运动，于是在 2010 年 7 月组织武汉 no parking 车店的 BMX 爱好者们在武汉大学凌波门的湖边“骑车跳湖”。
在给李巨川的报名邮件中，他写道，欢乐谷中将有一个标准的滑板公园，这本来是包括他在内的很多车手十分期盼的，因为武汉并没有这样一个存在。然后他写了一句后来被变成活动口号的话：“也许我们的快乐并不需要欢乐谷。”
李巨川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成功。“他们在东湖边搭建了一个临时抛台，除了这群 BMX 车手，很多以前从未玩过这个的年轻人也跑去一试身手……我想这是一个典型的通过一种有想像力的方式创造出自己的空间的例子。”
刘真宇在邮件中还对李巨川说，由于他的声音不能改变政府的意志，所以他更愿意通过这个作品让自己感受到自由与快乐，他也希望参与者能通过这个作品更加清楚“快乐与自由”是什么。李巨川肯定了这层意义：“这是一种个人的空间生产对于城市空间生产的抵抗。实际上，它也短暂地扰乱了由权力系统所安排的城市空间秩序。”
从 2010 年到 2016 年的夏天，《BMX 跳东湖》连续举办了七次。第三年（2012 年 8 月），两个欢乐谷的驻场车手也跑来参加了，活动还有了武汉本地 18 号酒馆的赞助。不过到第六年（2015 年），刘真宇和其它组织者产生了分歧。刘真宇认为跳湖的目的是“为了抵制开发商违法填湖商品房”，而其他组织者则认为跳湖是为了保护环境，于是这年夏天出现了两次“跳湖”——刘真宇组织的更原始随性，其他人组织的那次则成了一个小型音乐节，有专业 DJ、水上蹦床等娱乐设施，还有航拍记录，上了百度新闻首页。
2010 年，《BMX 跳东湖》第一次实施
葛宇路一直劝刘真宇来北京。在武汉呆了 6 年后，今年夏天，刘真宇终于听了劝。他先是和吕典、JUJI、何成云、艮土好高、柯巧等五人一起发起了一场环绕中国的文身公路旅行，在“武汉著名（跳）东湖景点”凌波门搞了一个文身车新闻发布会，请来武汉吉庆街艺人“嘀哒嘀”表演助兴，然后从武汉出发，沿途经过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广州、深圳、厦门、上海、杭州、南京、孟州，最后回到北京，用经改装后的 “文身车” 给中国公路 “文了个身”。Vice 给这群人拍了部纪录片，叫他们“新世纪文身战士”。
10 月，刘真宇又在北京鼓楼开了一家文身店，“好人文身”。
《葛宇路》事件后，刘真宇问葛宇路有没有做明星的感觉，葛宇路回答：并没有。
“对艺术家来说，有了名气才能生存”，刘真宇说。文身对他而言，算是一种平衡艺术和生存的方式。问刘真宇羡慕不羡慕葛宇路，他开玩笑地说：“暂时还不羡慕，因为他的流量还没有变现啊。”
五
葛宇路一直没闲着。
11 月 19 日，北京开始实行清退整治。葛宇路和几个媒体朋友相约，一起去大兴看了看火灾发生地新建庄，以及附近的泥营村、海角村。从中午 1 点半到晚上 8 点多，他没怎么说话，就是不停地观察、拍照，听记者们同村民或租户交谈。
唯一比较长的一段对话发生在车上。皮村工友之家的一位志愿者知道葛宇路同行，问起他有没有工作、正在做什么作品、担不担心经济来源。葛宇路一一回答，“没有”、“正在做”、“担心啊，做艺术还是要想活下去的事啊。”
到北京四年，葛宇路一共搬了三次家，第一次是朝阳区崔各乡镇费家村艺术村的拆迁，后两次则是在顺义，两次搬家的理由都是“因为消防问题赶人”。第三次搬家，葛宇路干脆去了燕郊，两居室一共 80 多平米月租只要 1600 元，便宜又不担心再会被驱赶。由于燕郊到城区有 30 多公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坐上车就会睡着。
“有时候晚上我站在‘葛宇路’上，看着那些亮灯的人家，会幻想有一间可能属于我。不过也有人开玩笑说，在北京有没有房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条自己的路。我还没有租房子，更不可能去‘葛宇路’周边租，太贵了，租不起。我在同学租的地方打地铺，没有空调，特别热，不过这种热在我们武汉也是一种特点，我把这当做能让我想起童年的一种体验，也就不觉得苦了。我希望作品传递的理念也是，用有想象力的方式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葛宇路在接受《每日人物》采访时说。
11 月 23 日，新建庄牌楼左侧，一栋占地颇大的公寓尚未拆除。葛宇路白天已经探索过这里，晚上又领着几个同行的记者一起，查看这里的内部构造和租户们居住的痕迹。
这是一个因为不断加盖而变得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的空间。墙壁上贴满了小额贷款和无偿献血的红色或黄色小广告；狭窄的通道两侧是一排排 20 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房间里十分凌乱，有卷成一团的杯子、半空的泡面盒子、歪倒在地上的杯子和贴着《兰亭集序》片段的挂画。每个房间都有窗户，但无法通风，因为外侧又扩建出新的肌理。正方形的公共空间里还挂着衣物，落满灰尘，两侧又有分别向下和向上延伸的楼梯，可以进入下一个空间。这些“下一个空间”有的是旅馆，有的是公寓，如同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嵌套在一起。走到最里层，透过破碎的玻璃，可以看到 19 日着火的聚福缘公寓。
葛宇路对这种自然生长出来的形态很感慨。他解释说，刚来北京时自己就住在这样的公寓里。
12 月初，他又去深圳看了看城中村。这里正在举行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一些村民们的住房被改造成艺术空间，供艺术家们展览。一位村民给葛宇路看了一张盖有公章的通知，上面的话和北京大兴新建村随处可见的通知大同小异，“请于 XX 日前搬离”。
李巨川原本打算参加这次双年展。他报名了一个项目，在深圳中心公园设立无住处者临时住所，但没有获得通过。12 月 14 日，第四届深圳公共雕塑展在深圳中心公园开幕，主题是“共享之域”。李巨川的喷绘广告牌作品《早安，深圳！》这次成功露面。他将工厂园区中常见的标语牌树立在公园中，“让来此锻炼和休闲的人们能够想到这个城市中还有另一些人，他们也许刚刚结束一夜的劳作，刚刚走出工厂大门”。
《早安，深圳！》，李巨川，2017
12 月 14 日，葛宇路出现在 798 佩斯画廊举行的尹秀珍个展上。
尹秀珍是葛宇路央美导师宋冬的妻子，这对艺术伴侣被媒体描述为最典型的同道中人，“大学同学期间一块看展览，一块被西方现代思潮所‘鼓动’，1994 年又先后放弃绘画，转向行为、录像和装置等领域”。
宋冬擅长“将一类类日常用品直接挪用至艺术创作中，把艺术作品做小、做细以达到回归平淡生活的状态”。比如《哈气》——趴在冬日的天安门广场和结了冰的后海湖面上，哈气 40 分钟；或者《物尽其用》——和母亲一起策展、将母亲留着的日用品重新陈列展出。尹秀珍则擅长“将亲密性个人物品与公共性场域结合”，比如《缓释》——在莫斯科当地收集总面积超过 200 平米的二手衣物，手工缝制成一颗直径 4.5 米，长度 12 米的巨型空心胶囊药丸。
宋冬从绘画转向时曾受到不小的阻碍。1994 年，他拿一张画卖得的一万元办了自己的第一个个展《又一堂课：你愿意跟我玩吗》——在地上铺了几万张从小到大用过的考卷，让学生们读无字书。这个展览开幕仅三十分钟就被查封，因为“不严肃、不符合防火要求”。
他拒绝就“葛宇路事件”做任何评论，给《好奇心日报》的回复是：“谢谢你们对他的关心，也希望能更多关注他的作品”。
《哈气》，宋冬，1996
我们和葛宇路聊到艺术创作和社会现实的关系。葛宇路提起英国艺术家 Tim Knowles 的“Tree Drawing”——把铅笔绑在树枝上，让树枝随着微风摆动作画。“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也太没意思了。有意思的是这么微小的事物也可以拿来做个不错的作品，没意思的是他们的创作素材太有限了。”
葛宇路觉得比起同龄人，自己的作品的确讨论社会问题更多。“一些同龄人不喜欢在艺术中涉及太多社会层面的东西，觉得这种做法比较传统，也不够纯粹。我觉得艺术的纯粹可能是另一种偏执，也是另一种局限。作品反映时代，你在什么样的时代，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作品。”
5 月做毕业展时，葛宇路和导师宋冬开玩笑，说“我这个研究生白读了”，在央美三年，做的作品还是一个在湖北美院时开始成形的点子。“我的导师宋冬听了觉得很有趣，他说‘那他刚好就白教了，哈哈！最后我也白做了’。”
“白做”可能也不算贬义。2012 年，宋冬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把卡塞尔本市的垃圾运到卡塞 Karlsaue 公园中心区，外面覆盖泥土、种上植被，造起一个 6 米高的人造小山，起名“白做园”。小山上的霓虹灯管闪烁着 15 个字：“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白做也得做”。
在给葛宇路毕业展撰写的作品导语《葛宇路在“葛宇路”上》中，宋冬写道：“葛宇路毕业了在葛宇路上继续前行，葛宇路既是金光大道，也可能荆棘密布。他既要走在葛宇路上，又要逃离葛宇路。”
《白做园》，宋冬，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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