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历史上，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广州十三行”这个独特的地方和它存在的意义。显赫一时的“十三行”，又称“公行”、“牙行”，属于清朝政府设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官半商的对外贸易机构。
清朝入关后，实行的封闭海禁的国策，康熙帝尽管也尊崇祖制，但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海禁政策，由此便给外国商人带来了生存空间。当时的清政府限制官府直接参与贸易，在地方招募了一批实力雄厚的行商与外国人做生意，而且还代理海关征收关税。此后的一百多年，广州十三行便应运而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第二次南巡之后回到京城，屁股没坐热便发下了一道著名的圣旨，他下令除了广州之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开放。这就是后人经常提起的“一口通商”政策。
乾隆此举无疑是闭关锁国的行为，正是因为乾隆帝在南巡期间看到江浙一带的海面上洋船如蚁，墙桅如林，而且这些洋船大多携带武器，这才引起了乾隆的警觉，他不想让不开化的蛮夷玷污中华帝国的文明，更不愿中国的其他港口成为第二个澳门，所以对洋人严加防范。
在乾隆的这道圣旨中，有一条很关键：官府不得与洋人直接交往，有关涉及外商的一切事宜交由广州十三行办理。如此一来，广州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十三行也成为了唯一可以与洋人打交道的对外机构。
在此后近一百年中，十三行向清朝政府缴纳的关税，竟占到全国税收的40%，当然作为十三行的行商，自然也是富可敌国。那么十三行究竟富到了什么程度呢？
1822年时，十三行街着了一把大火，火势凶猛，蔓延数日，里面所存放的大量财物和现银四千万两被毁于一旦，大火过后，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十三行所在的街道中“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这种现象恐怕历朝历代都未曾见过，也真实地反应出了这些行商的富裕程度。
十三行中的这些行商大多是家道殷实的中国商人，他们自从成为政府的代言人之后，手中不但掌握着政府发给的行帖，管理着外商的一切经营活动，经手中外贸易买卖，向大清政府海关缴纳关税，而且他们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外国人和清政府之间传递公文。
由此可见，十三行不仅担任重要的商业任务，还负责某种政治职责。这种奇特的现象，都是因为清代一直奉行“人臣无外交”，即官员不得与外人直接交往的政策，作为老百姓更是不能跟外国人接触。然而，中外之间总是会有来往，于是十三行便成为了代言人。
作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机构，十三行的那些行商垄断了中外贸易。虽然他们在清代官员的面前唯唯诺诺，可是在洋人面前却趾高气扬、风光无限，好像他们代表着大清国，比钦差还钦差。一些初来乍到的洋人都误认为他们才是官。
说到底，这些行商的权力比官还要大，外商的货物必须经过他们的手才能做成买卖，外商居住的广州城，做买卖时不能轻易出城，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他们虽然不是官，但却是爷。
居住在广州城中的洋商如同鱼肉，任行商们宰割。不仅如此，外国人还不许乘轿，不许擅自外出，不许在河内划船行乐，如此苛刻，哪里是对待从事正常贸易的商人，简直就是防贼。
到了1840年，英国人终于发动了鸦片战争，说到底这次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也不是为了抢占土地，而是为了争一口忍了一百多年的恶气，我们当然也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英国人当时能在大清享受正当的贸易权力，或许就不用动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