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莲，戴以谦，祝仁波
2013年，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九寻老人祝仁波在志愿者的搀扶下，来到了廿八都镇养老服务中心门口。
没多久，另外两名老人也在志愿者的搀扶下，颤巍巍的走了过来，三人对视良久，继而心照不宣的笑了起来。
随着一声快门声响，他们三人的音容笑貌被定格在照片上，成就了所谓的“历史性时刻”。
谁能相信，照片上的三个普通老人，竟会是大陆最后的三个军统特务：祝仁波，戴以谦，王庆莲。
看着这张合照，仿佛能透过岁月的痕迹，穿越到几十年前的年代，那时候，他们也曾风华正茂，也曾经历无数的暗流涌动！
祝仁波
祝仁波是军统，也是老兵，他的一生，说精彩也精彩，说平凡也平凡！
1922年，祝仁波出生于上海，十三岁的时候就进了军队，当了一名电台技师。
祝仁波
在部队的那些年，其他士兵都在练习枪法骑术，他却专心钻研技术，学习无线电管理和维修，成了一名“技术兵”。
在祝仁波看来，那些打打杀杀都是蛮力，掌握电讯技术不仅能提升自身能力，也能为抗战事业献出一份力。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建立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即军统。
祝仁波在家人的介绍下，辗转进了军统的电讯处，那时候的“军统”还没有太多负面色彩，祝仁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特务”。
他迫于生计进入军统工作，干的不是谍报、特工性质的工作，他还像从前一样，专心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负责军统的无线电管理和维修。
祝仁波
抗战期间，他担任了电台的技师，在那个年代，电台是军队用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事关一军的通讯“命脉”。
祝仁波深知自己岗位的重要性，多次身先士卒，孤身乔装潜入沦陷区安装电台，为我军恢复通讯，破译日方情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1年12月10日，英国军舰威尔斯亲王号在印度洋被日空军击沉，祝仁波就参与了破译日军电讯的工作。
1944年，到了抗战的最后阶段，在持续了95天的松山战役中，祝仁波就曾临危受命，去最前线“抢救”电台工作。
彼时战事激烈，数以万计的将士牺牲在战场上，像祝仁波这样的技术兵，大多都不敢冲到最前线。
祝仁波却一腔热血，对领导保证：“绝对完成任务，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要完成任务。”
为此他穿过重重炮火和枪林弹雨，奔走在各大战地上，争分夺秒地抢修电台设备，为我军抗战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祝仁波
在提起这些往事时，祝仁波的脸上依旧荡漾着自豪的笑容：“那是我们的工作，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他凭着对抗战事业的一腔热血，和对无线电工作的热爱，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党军统人员陆续退居台湾，祝仁波却留在了内地，被分配到乡下农场做电机维修工人。
刚到乡下的时候，很多农户听说他是个“军统特务”，都不敢跟他打交道，时间久了，大家意识到，老祝和那些特务不一样，他老实忠厚，又热情好善，谁家有要维修的东西找他就对了。
蒋介石和军统头子戴笠
渐渐地，祝仁波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融入到了最基层的大众生活，任谁看到他，都不相信他年轻时还有过那样一段往事。
志愿者找到他时，老人已经92岁高龄了，却还在靠一双布满老茧和战争创伤的手修理电器养活自己。
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毫不避讳。
“在那个时代里边，一个好男儿就是要往上走，好铁要当钉，好男要当兵，让我们这代人带走所有的苦难，你们这代人不必再受苦。”
所谓军统特务，不过是祝仁波的身份之一，不足以掩盖或抹杀他身上的其他光辉，他对抗战事业和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更值得被历史和人民铭记！
祝仁波
戴以谦
相较祝仁波的经历，戴以谦的人生要更跌宕三分，身份的敏感性也更上一层楼。
其实单看他的姓氏，就能猜出一些不同，他和军统头子戴笠有些亲戚关系，算是他的堂侄子。
早在参加军统之前，戴以谦就是个热血青年，曾投身于抗战热潮当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戴笠。
1943年，十八岁的戴以谦被安排在了江西国军办事处工作，那日，他负责接待来江西视察工作的领导，简单的寒暄之后，他才知道对面的领导，竟是大名鼎鼎的戴笠。
“我们是老乡，按辈分算，你该叫我一声十叔公嘞。”
戴以谦
戴以谦早前听家里人提过戴笠，知道他是乡里有名的人物，没想到会有幸结识他，更没想到两人还有亲戚关系。
这次见面后，戴以谦顺理成章被招募到军统，还成了戴笠身边的机要秘书。
1944年，驻扎在浙江西部山区的军统根据地，突然出现了一队日本兵，双方相距不足十里，情况十分凶险。
彼时戴笠身边只有一百名亲随，戴以谦这个小秘书，更是初出茅庐，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
手下毛森牵来一匹马，让戴笠率先骑马逃走，戴笠坚决不走，要和日军周璇到底。
戴以谦
那是戴以谦第一次正面和日军交锋，他多次乔装假扮，深入敌军内部，建立情报系统，为部队顺利脱困献计献策。
在戴笠的精明部署和戴以谦等人的配合之下，他们从日军的眼皮子底下逃脱，日军扑了个空，他们一百多人无一人受伤。
这次经历，大大锻炼了戴以谦的胆量和魄力。
此后，他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灵活的对策，多番与日本谍报人员周旋，截获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和信息，为抗战立下一份功劳。
直到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去世，他手下的军统如一盘散沙，四处崩盘。
戴以谦得知此事后大哭了一场，心道：“戴笠一死，大家就像皮球泄了气，一切都结束了。”
戴以谦和王庆莲
没多久，戴以谦就从军统辞职，随着北平和平解放，他不得不离开北平，辗转逃回了老家。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戴以谦已经在内地成了家，不愿意跟随组织前往台湾，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成立之初，台湾国民政府小动作不断，对国家秩序和社会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中共不得已出台了“活要找到人头，死要找到坟头”行动，要肃清留在大陆的所有军统，戴以谦被逮捕。
为了不连累妻儿，戴以谦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独自接受劳动改造，一直到1980年，他才正式平反，恢复自由身。
此后，戴以谦回老家务农，开始了深居简出的独居生活，后来年纪大了，自理能力下降，搬到了江山的一所敬老院。
戴以谦
志愿者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还热心地带领大家参观他的房间：“看，我买了收音机，可以放西游记。”
人生匆匆几十年，这个老人曾抗日有功，也因煽动反动罪行挨过惩罚，功过相抵后，他的人生最终归于平静。
面对来探望他的志愿者，老人只说：“还有没有其他活着的军统了，我还想再见见他们，即便不认识，说上几句话心里也是好受的。”
也正是为了满足戴以谦老人的愿望，各地志愿者奔走查访，才有了三人见面并合照的机会！
王庆莲
王庆莲和祝仁波
2013年，三人见面之后，一篇名为《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的报道在国内转载，引发无数读者热议，王庆莲就是报道的主人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无数中国百姓流离失所，王庆莲的人生也因此遭遇了重大变故。
王庆莲家境本就不富裕，受战事影响，家中彻底没了经济来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1943年，年仅十五岁的王庆莲被迫辍学，谋划着外出打工，可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工作。
恰好当时军统局来江山招人，王庆莲的母亲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替女儿报了名。
时隔数十年，王庆莲依旧记得当时报考的情形：“那时候抗战已经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人不够才临时招的，十六个男的，四个女的，我就是其中一个。”
王庆莲连军统是做什么的都没搞清楚，就稀里糊涂地参加进去，开启了惊心动魄的“军统生涯”。
当时情况紧急，王庆莲没来得及参加什么培训，就被安排到重庆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
密本股是译电科下的部门之一，负责翻译电报，保护密码本等工作。当时日军频繁派出轰炸机扫荡，为了保护密码本，王庆莲没少东躲西藏，和日军周璇在生死一线。
1944年4月，王庆莲被调回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工作，担任译电员，虽然是普通文职，军衔是准尉，领的也是少尉级别的工资。
她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华南地区的电报翻译，局内对翻译要求很严格。
为了保密，不能直接翻译，必须对译文做“减法”，或是翻成其他版本的译文，总之一句话：破译出的密码本你能看得懂，但外人看不懂。
王庆莲只有初学学历，刚工作的时候，上手很吃力，译文时不时就会被领导打回来重做。
王庆莲
王庆莲不得不加班加点，恶补知识，经过数月的努力，终于跟上了其他同事的水平，能合格胜任工作了。
工作之余，王庆莲像寻常年轻小姑娘一样，喜欢打扮，她的宿舍里，摆放了各类化妆品。
每天早起上班，她都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化妆打扮，办公室里的人都夸她是最时髦的小姑娘！
译电科工作任务量大，每周只能休息半天，只要一放假，王庆莲就会换上便服，跑去电影院看电影。
在王庆莲眼中，她的工作和寻常人没什么不同，正常上下班，只是工作内容更特殊保密一些罢了。
直到晚年时，王庆莲回忆起在译电科工作的那三年，眼中依旧带有笑意：“那是我人生最充实，也最开心快乐的三年。”
1946年3月17日，戴笠遇难，军统召开“四一大会”时，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一同出席现场。
祝仁波，戴以谦，王庆莲
王庆莲清楚地记得那日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
“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我们都鸦雀无声，他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应该是心痛戴笠这样的得力的助手没有了……”
戴笠的去世，宣告着军统的“没落”。
1946年8月，王庆莲申请脱离组织，组织当时不放人，想让她跟着本部一起去台湾。
王庆莲坚定地拒绝了：“我不去台湾，我老家还有妈妈，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
就这样，18岁的王庆莲回到了老家江山，嫁人生子，度过了人生最平静的八年。
新中国成立后，王庆莲的军统经历，给她的生活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一家人被分配到了杭州郊区接受劳动改造。
王庆莲
白天的时候，王庆莲跟着村民去修水渠，到了晚上，和丈夫儿女挤在羊圈旁的破茅屋里。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王庆莲也曾想过轻生，最后为了年迈的孩子，只能咬牙撑了下去。
那些年里，她学会了抽烟，从最初的两天一根，变成了两天一包，满心满腹的愁绪，只能透过烟雾得到暂时的宣泄。
直到1979年，王庆莲的丈夫平反了。那晚，夫妻两人抱头痛哭，他们委屈求全了三十年，终于熬出头了！
两年后，王庆莲也被落实平反政策，宣布人身自由的那一刻，王庆莲哭得泣不成声：“感谢国家，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和活下去的动力。”
王庆莲一家回到了老家，晚年生活终于得以平安安稳。
2013年，距离新中国成立64周年，中国大陆只剩下三名军统特务在世，他们各自隐姓埋名，融入到最基层百姓的生活当中。
王庆莲
一场调研活动，将三个素未谋面的“同志”聚集到一起，他们曾有着共同的“尽职对象”、相似的职业经历、相似的命运波澜，甚至还有相似的“骂名”……
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军统局也不是绝对的只搞反革命工作，也是为抗战出过力的。
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中，军统牺牲的就有一万八千人，在获取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等事件中，出过不少力……
就像祝仁波三人，也不能一杆子打翻，过去的对对错错，都被尘封在几十年的岁月长河里，如今三人聚首，只有惺惺相惜。
好在最后，他们都过上了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可以坦然的面对过去，堂堂正正的做人。
王庆莲
就像王庆莲参观二战图片展时说的那样：“曾经我在军统也是这样打扮，也有这样威风，我那个时候笑得也有这样灿烂。”
一生已过，曾经的经历，不能称作“污点”和耻辱了，只是一场时代造化，他们也曾风华正茂，也曾为这个国家燃烧过青春和热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