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导演的悲剧结局的模式
外界对于“中国是否有悲剧”争议最大的一点，就在于中国悲剧的结局设置上，可见悲剧结局如何安排，是整个悲剧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每一部悲剧作品，都有着独具特色的悲剧结局。
西方的悲剧架构，被亚里士多德这样界定：悲剧的情节必须是，从顺转入逆，基本的结构是喜——悲——大悲。谢晋电影的悲剧则不同，尽管也从顺境转到逆境，但不像西方悲剧那样，简单地一悲到底。
而是相对舒缓，在两个悲痛的不幸事件中间，常常夹杂一些欢乐，跌宕起伏，戏之结处常常不是大悲，而是大悲之后又有小喜，借以慰藉观众痛楚的心灵。
谢晋影片的基本模式则是：悲喜更迭——大悲——小喜，这大悲之后的“小喜”就是，中国悲剧所特有的“大团圆”。谢晋电影的悲剧结局一般都是如此，不少影片，从全片的感情基调看，是悲剧，但是在部分的情节设置、人物安排、情感气氛方面，都充斥着喜剧的成分。
影片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一般是给观众希望和些许的慰藉。中国的悲剧作品，即使悲剧主人公，有着多么悲苦的境遇，欣赏者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在最后的结尾，一定会是一个好的结局，这样的普遍认识，也表明了中国悲剧惯有的结局模式。
谢晋电影的结局处，也一般都是采用这样的结构模式。谢晋电影中的悲剧故事涉及时代、国家、社会、民族、家庭、个人等等诸多方面，但是影片的结构安排上，却总是采用大团圆的结构模式。
这样的论断在中国的艺术作品中，是有很多的事实依据的，所以很有科学性。当悲剧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之后，他们又给悲剧披上，一块色彩斑斓的锦缎，加以掩饰遮盖，于是化悲为喜，凄惨的悲剧人生，又会因此而团圆了。
谢晋导演的悲剧电影中重视伦理道德
中国人看道德，是一种很高的修养，伦理道德原本，就是规范中国社会生活的准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原本就建立在农耕基础上，家国同构是传统文化体系中，最为鲜明的伦理特征。
宗法制度与观念长时间的影响，造就了中国人骨子里，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使得中国悲剧中的伦理价值判断，表现出以道德评价取代，审美分析的趋向。
谢晋电影的悲剧中，悲剧主人公总是被塑造成，有着深厚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人物，并且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一些片面的忠孝义，他们不太敢于挑战传统观念，他们的外部行为，也不曾像西方悲剧人物一样的激烈反抗。
谢晋电影中，用小人物形象表现悲剧故事，因为中国人时常，对那些不合理的现象，持容忍的态度，也就是因为这些可怜且弱小的小人物，几乎从来不主动的创造幸福，可又不甘愿一直守着压迫。
因此，谢晋电影的悲剧就，总是呈现出依靠外部力量，来解决悲剧人物的苦难境遇的“大团圆”的结局方式，这就是传统中国文化，所倡导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悲剧精神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理念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同样，谢晋电影中，悲剧精神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是理念。理念在激起悲剧人物的，个人意志和目的时，往往是超越，其普遍性的平静状态，而进入特殊性的领域，并由此引起冲突。
但是这种冲突不能永远保持着，它迟早要通过克服或否定而避免矛盾，通过影片中的悲剧人物，遭受艰难困苦，重新恢复本来的平静状态，即对立又重新回归于统一。
谢晋用他特有的笔触，缔造了电影中的悲剧样式。谢晋电影中的悲剧色彩，正是滋长于结局的乐观美好。追求完美，却自始至终不完满。观众在看谢晋导演的，那些悲剧作品时，感受到创作者，对未来的美好希冀之外，更能体会到创作者，对所处的现实社会的束手无措悲哀。
这样的悲剧精神，就是让受众，能在痛苦之中看到快乐，在失望之中感受希望，在黑暗之中探索光明。谢晋导演的光影世界中的悲剧，都是为了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社会，观众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印记。
在观影结束之后，能够从影片中获得生活的启示、人生的思考，这就是谢晋电影的，悲剧作品的真正意义与价值。谢晋电影结局处的“大团圆”方式，非但没有弱化悲剧精神，反而强化了悲剧精神。
谢晋电影中的悲剧人物，不仅是正义的化身，而且也是道德上的完人。谢晋电影悲剧中被破坏的正义，不是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是由于邪恶势力的残酷破坏。所以，电影导演谢晋的悲剧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恰恰是加强了悲剧精神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