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是非常可耻的，抗战时期一些叛徒叛变后比日本人还要狠毒。1941年的山东淄川地区就有一位叫孙伏武的叛徒。
孙伏武读书时加入读书会、救国会等组织，后来顺利加入共产党。抗战发生后，担任某中队的指导员，后来参加了多起战役，打击了地方亲日分子。就在此时，孙伏武不顾已有妻子、孩子的情况，公然和秘书郭淑芳勾搭。1941年时，根据地损失较大，孙伏武萌生了叛变的念头。此时的郭淑芳也有了身孕，孙伏武害怕组织处理他。
就这样，经过谋划秘密找了关系投敌。到了8月的某夜，博山县七区区长孙伏武秘密带着亲信和郭淑芳投敌。
日本宪兵队对此表示吃惊，毕竟孙伏武的身份在当地很高，这样的人物叛变无疑是大事。当时的日本人的守备部队先将孙伏武等转到洪山秘密审讯，日军派了博山的宪兵队长参与。
日军怎么问，孙伏武怎么回答，如实供出了他掌握的根据地的情况。敌人不费丝毫力气就掌握了大量情报，对孙伏武也极尽优待。
9月，孙伏武担任淄博益临四地的剿共队长，以其带出的亲信为骨干，开始了爪牙生涯。
10月，孙伏武觉得自己没获得敌人的完全信任。就私自印刷了告示，到处张贴宣传自己叛变。这份表忠心的告示，彻底表明了孙伏武背叛革命的行为。一些熬不住根据地艰苦生活的人，竟因此吸引过去，不乏掌握大量情报者。
日军见到孙伏武如此，特意给了孙伏武一张奖状。
后来孙伏武配合日军到处抓捕根据地的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等200多人，其中有些被杀，有些被送去东北当劳力，有些下落不明，仅有少部分在被勒索后释放。
当地群众对孙伏武等汉奸愤恨至极，认为其狠毒甚于日军。孙伏武对此也是知道的。
日本投降后，孙伏武惶惶不安，向上级宪兵队长打听。宪兵队长道：“你们应该和国民党合作，不久日本帝国会再来中国的。”孙伏武还算聪明，他原先就是共产党，所以清楚共产党，也了解国民党，他坚决不听日本人的话。
孙伏武也不能坐以待毙，他清楚自己的下场不会多好。于是布置假象，让人以为自己去了东北，参加了国军。实际上，他带家人去了北京周口店。
在北京，孙伏武利用自己虚假身份生活，谎称是小商人，不准家人提及过往。还和家人，将自己和家人的过往都编好，应对外人。每年过年，孙伏武不知情的孩子还被安排祭拜爷爷。实际上孙伏武之父当时还活着，但孙伏武怕人知道，就制造父母亡故的假象，以切断过去种种联系。
建国后，当地民警调查外来户孙伏武，因为其掩埋真相费力不少，加上警察技术落后，还真把民警糊弄过去。
1956年12月，当地派出所组织开村民大会，孙伏武听到了“坦白从宽”。不知是不是长时间的伪装累了，还是良心发现，总之听说可能不判死刑后。孙伏武一日日的想，自己要不就坦白。
当时的孙伏武是地方劳模，要是孙伏武继续伪装，说不定真就混过去了。但他想到远在山东的老父亲，家中的孩子，就决定还是自首。1957年1月自首后，9月孙伏武被批捕。入狱后表现不错，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
